8 伟大的过渡时期

历史最有魅力的时刻往往出现在转型时期。日积月累的悄然变化逐渐浮出社会的地平线。敏感的人群首先感到骚动不安，新事物、新现象带来的惊奇、恐惧、希望与不安也随之蔓延。总有人会率先发现这种变化的以资利用之处，无论他利用的是这新事物还是这新事物引起的人群骚动。

一个历史时期的端点总是很难确定。这里暂且从《共产党宣言》颁布的1848年为起点，而末点则是二战结束的1945。这一百年发生的是可以上溯自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启的逐渐变化的世界形势的最后高潮。在这一高潮中，原来遮遮掩掩的东西不再模糊，而原本貌似清晰的东西却分外暧昧起来。所有人都被迫要求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而所有人又忽然发现这些借以标明身份的立场实际上却是充满了荒谬和危险。当一场骚乱接着一场地过去，余波犹存，惊魂稍定之后，一个崭新的世界态势开启了。

实体货币经济和虚拟货币经济的最后决战就发生在这个百年。这是一场波及所有社会层面，所有阶层，所有理念的混战。关于这场混战的源头各个理论家自有起严密地探讨。而本文只想给出一些模糊的亲缘关系的解释，毕竟任何的决定论论调都过于武断，而文字的魅力又在于给一切以清晰的面目。所谓决战就是矛盾的总爆发，单就经济层面上说，这事实上是实体货币对虚拟货币的一次大反攻。这场反攻的起点标志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虽然标榜左派，但就货币经济角度上看，共产主义政党在经济上的述求却是保守派。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述求，事实上反映的是一种对实体货币经济一统天下的怀念。当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面对虚拟货币经济打破实体货币持有贵族的经济、政治垄断时是保有一种复杂的态度的。一方面他们深感虚拟货币经济自我增值的盲目性和唯利是图的市侩本性，会对个体人格发育的健康独立以及社会的整合有序造成严重的干扰；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虚拟货币的平等化倾向和巨大的财富创造能力所鼓舞。所以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一个基于自由契约（虚拟货币的先验条件）之上的分工明确（实体货币的逻辑结果）的有序社会。在这些乌托邦实践中，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发行了一种既有实体货币形式又有虚拟货币特征的票券作为支付工具。不过，本质上来说，这种票券还是一种实体货币，因为尽管采取的是以劳动信用为基础的票券形式，但这种票券的流通模式只能是“劳动信用-票券-物品”的唯一方式。而虚拟货币的标准流通模式则是“票券-票券”。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折衷方式是无法成立的。实体货币的制度基础无法建立在信用之上，你不可能只凭一个人可能的劳动就预付其收益。相反，实体货币经济的分工是建立交换契约之上的。只有通过系统的交换---等级依附关系或者集市交易，依凭已经生产出的产品交换，实体货币经济的分工才能存在并持续下去。而这点逻辑上的错误，不仅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没有考虑到，后来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们也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的逻辑就是建立在预先强行给定的分工之上的硬性交换。这种“预先给定”就是妄图按照劳动信用去作为分工交换的基础，认为制度的强行安排下的个体具有一定能完成所给定位置的劳动任务，从而可以事先对生产、分配、消费加以安排的逻辑，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做法。马克思是启蒙时代之后同时对实体货币和虚拟货币都有所警觉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在这点上他迥异于其他三位社会学创始人。其他三位的目光大部分是放在实体货币之上的（或者说是放在受虚拟货币支配的实体货币---纸币之上），只有马克思将重心放在了虚拟货币上。《资本论》开创了社会主义者们对虚拟货币经济的批判传统。对于虚拟货币，及借此获得地位上升的资本家的不信任就源于马克思对于虚拟货币经济运作模式的洞察之上。虚拟货币的问题是显见的，自我增值的无限欲望，吞噬一切的逐利本性，一般价值符号的非人性化的冰冷面孔，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高风险性，以及前面已述的由于虚拟货币经济逐步接管了生产之后的过剩经济危机，这一切都让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们忧心忡忡。所不同的是，马派们还看到了虚拟货币经济与民族国家崛起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时间上的重合绝对不是巧合。实体货币经济培育的是保守的帝国。这种保守并不是说帝国不具有对外侵略性，相反，实体货币由于必须依赖实物交换才能进行分工，所以这种帝国的经济会因为实物种类、数量与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呈现周期波动[1]，解决周期波动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对外扩张，而那些无法再扩张的帝国则会很快衰落，内战导致消费需求衰退和人口数量减少又可以达致产生新帝国的经济平衡。那么帝国的保守体现在哪呢？这首先就是前面已述的经济上的保守性。有多少物产发行多少货币，进行规模有限的贸易。人们储备货币的第一目的不是为了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储备财富。这就是经济上的保守。其次是政治上的保守。实体货币经济所编织的符号系统是一个等级分明，进而也就是分工明确的系统。关于这一点，前述也加以说明。保守还体现在人的生活态度上，“规格”严谨的实体货币逻辑使得人们易于形成惯习---这就是封建制度多传统重礼仪在货币层面上的解释，惯习的养成最容易导致人的惰性，实体货币经济下的人们是非常容易满足于既成的社会现实的。这看似稳固一成不变的一切，当遇到虚拟货币经济时就悄然发生瓦解。那些生活在商业城邦的人们率先孕育了市民社会的理想，并加以实践。市民社会与虚拟货币经济的亲缘性前面已经有所表述，建立在平等化的自由契约基础上的自治商业社会就是这一理想的一种简单表述。而虚拟货币与其亲缘性，不仅在于提出这一理想并力图加以实践的那些人是虚拟货币最早的积极持有者，而且在于只有虚拟货币经济的逻辑才能提供这一理想以可能。即是虚拟货币而非实体货币具有去意识形态化的平等倾向，实体货币只能建立意识形态浓厚的等级制度。只有虚拟货币经济能够提供给全社会所有阶层使用的信用基础才能使有序的自治得以可能，而实体货币经济的交换性则只能带来人身依附。只有虚拟货币经济的增值欲望和过剩性质才能使得商业社会兴旺发达，而实体货币供应的短缺受限则已经使得商业城邦大受其苦。总而言之，市民社会理想是一种基于虚拟货币经济的理想，是一群得益于持有虚拟货币而受困于被实体货币经济的农业帝国敌视的市民们所生发出来的。当然，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原因很复杂，基本的一条，在我看来是处于不同境遇的市民阶层们给与这个理想以别的解释和述求，而这些解释和述求可能在根本上是与其最初的模型冲突的。民族国家的崛起就是这一经过多个群体，多种事件联合杂糅在一起的结果。简单来说，民族国家是实行单一实体货币经济的农业帝国向虚拟货币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商业城邦学习的结果。荷兰与英国是历史上率先建立现代意义上国家制度的国家。这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欧洲的两大金融中心，并且积极进行海外贸易。虚拟货币的增值本性虽然会带来巨额的财富，但这一财富又极容易流失。重商主义就是面对这一情况所表现出的患得患失的心理。为了避免财富的流失，客观上需要一种监管力量出现。而实体货币经济时期依赖交换制度建立的分工等级使得没有一个群体或机构能够同时概览整个经济层面的全貌。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国家的力量，在经济上设立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政治上建立代表制的议会，心理结构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开放所有的阶层进入市场共同参与。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和市民社会理想的合谋，就令基于自由市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至于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由于其自给自足的实体货币经济本身非常强大，新兴市民阶级为了与之抗衡采取了暴力的方式，这种暴力的方式又给了被统称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带来了新的形式。欧陆的民族国家是一个不纯粹的产物，其虚拟货币经济的建立和推广屡屡遭到顽强的反对---比如法国的重农学派就盛行一时。而且作为民族国家最初模型的市民社会理想在欧陆国家也呈现与最初提出这一理想的商业城邦不同的面目。欧陆国家内部之间的分歧也并不比他们与商业国家的小。我们这里只要明确这么一条，民族国家的提法是一种便宜从事。而这一物事的诞生与基于虚拟货币经济的市民社会理想有亲缘性，并且该物事的诞生直接诱发于对虚拟货币经济加以约制的述求。所以以建立整套国家机器监督社会和以社会自治来管理国家为特征的民族国家自诞生之初就有矛盾的面相。

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民族国家的警惕不仅仅在于上述矛盾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在于他们发现了民族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新贵族们与虚拟货币经济崛起之间的亲和。对于权力的憎恶和虚拟货币经济的批判使得马派对于资本主义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立场。而为了坚实斗争的力度，他们加以编织了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作为对立面。只是他们没有发觉，这种共产主义事实上是一个永难实践的退化的实体货币经济体。完全明确地分工生产导致的是封闭自足和社会彻底的不流动，是加强版的实体货币经济的象征。而依靠人们的劳动觉悟来组织生产，并据此决定个人消费，更是将短缺型经济（或曰生产性经济吧）建立在逻辑上无法完成的信用制度上---如果说生产采取虚拟货币经济，消费使用实体货币经济会造成过盛性经济危机的话，这种倒过来的生产采取实体货币经济，消费却使用虚拟货币经济的方式就好像拿有限的肉去投喂恶狼，最后只能使得经济长期停滞直至崩溃。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给本就因为民族国家崛起造成的外忧内乱火上浇油。有多少人往前一步，就有多少人往后退一步。虽然，就性质而言，前进和后退的人都是同样不安，在经济述求上同样是保守的人。纳粹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的上台同样是实体货币经济对虚拟货币经济的反动。极右势力是更彻底的保守派，他们梦中的天堂就是逝去的旧日帝国。不过与旧日帝国所不同的是，他们拥有了新的民族国家生成期间所学习到的国家治理术，这让他们可以更加有效的监管新帝国的一切。新帝国的述求一样是以实体货币经济为模板。尽管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诞生于希特勒故乡维也纳，然而德国却是欧洲最具有敌视自由市场传统的国家。一战后的通货灾难的记忆更是使得纳粹帝国对于受虚拟货币经济体系支撑的纸币的不信任。纳粹德国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以纳粹人想象中的罗马帝国为模板的。一切都被监管起来，生产为战争服务，消费是无法取得自由的。虚拟货币经济更是因为与外界断绝而失去活力。做为传统的虚拟货币持有者和虚拟货币经济运营商的犹太人更是饱受敌视，被成批成批的屠杀。然而，这种只有假想敌，没有真正可行的一套理念的社会运动最终只能在耗尽它自身的热情之后归于灭亡。所以究其最后，新帝国连一套合理的实体货币经济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辛苦积累的虚拟货币财富却又在战争和屠杀之中消亡了。

上述的一左一右两个例子都是作为实体货币经济对虚拟货币经济的反弹来看待的。关于这两个例子的最终失败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逻辑的问题，也是因为虚拟货币经济毕竟代表了一种更适应飞跃了的新生产力条件的经济，实体货币经济是难以对此抗衡的。所以英美两国不像法国那样脆弱、动荡，即在于经济上的成熟、先进所锻造了坚强的国民心理的缘故。事实上，历史事件有诸多偶然性，以一个视角去切入只不过是为了观察或者研究的便利，没有人能够真正描述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挖掘发生的这可见的一切所隐含的可能逻辑，有危险的我们今后避免它，有好处的我们拥抱它。仅此而已。

9 再言观念

观念问题是社会科学中最隐秘的问题，这不仅在于它存活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的意识之中，更在于人的观念，包括他的独特习惯和附着上的惯习，都是一个时代所有力量互相作用或单独作用的最终落脚点。以观念为本文的终结，意义即在于此。

货币与人心之间的隐秘联系是人造之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形式。人造之物与人的关系至少有两层。其一在于人创造该物的逻辑。其二在于该物创制之后所自然衍生的逻辑与此后人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前一点，体现的是内含于人的本性中的冲动；后一点，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性的积淀与时代性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实体货币的两种主要形式：铸币和纸币对于人心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出前一点上，即在于其无限交换性所带给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自由感不是无所依凭，而是处处皆可依凭。这一点和虚拟货币是不同的。无论是铸币还是纸币，都是实体货币。其两端连接的都是人的切实的物产。所以借由货币，人们可以获得一种自由感，有多少货币就可以有多少的自由。关于实体货币带给个体自由的可行齐美尔已经做了精妙的论述，转用国内学者的话：“（齐美尔）认为货币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¹⁸”。不过，如前所述，齐美尔在考察货币时候没有区分铸币、纸币和虚拟货币之间的区别。齐美尔的论述所基于的对象应当是纸币。这种不加区别，不仅在人造之物与人关系的探讨上，没有厘清第一点关系，也没有厘清第二点关系。首先，在第二点关系上犯了错。即由于实体货币自身逻辑的演进，其与人的关系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已经绝对不能单纯以某一个单一时点的货币形式作为讨论的基点。纸币和铸币的自由感是有所不同。原因在于铸币是完全的具有自身价值的成熟的实体货币，其还受其特殊的先验“约定”和“规格”的限制。这其中与纸币最重要的一条区别是“规格”。铸币的规格是重视“质量”而非数量的。所以处于铸币经济体系中的个体自由是被限制在由“质量”所表征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君王在君王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但违背了君王的礼仪就不可；农奴在其农奴的本分上也有充分的自由，但一有僭越就会被惩罚。而这种所谓本分的自由其实是一种自觉意识。即在铸币经济系统中的所有个体表达自由的唯一允许的方式就是训练他们自身依照合乎身份的行为处事。而这又与纸币时代，需要保持一个外在强大的力量强迫个体安分守己是不同的。纸币是一个不充分的被虚拟货币监管的实体货币。作为实体货币，它依然具有无限交换的品性和保值的述求，因而它能够给个体通过交换消费带来自由感。但同时，纸币受虚拟货币监管的不稳定又时刻提醒着纸币持有者们存在一个在他们之上的他们遥不可及、无能为力的监管人在监视着他们不要放纵这种自由。所以这种犹如身在牢笼之中的感觉，没有生发在等级严密的铸币时代，而是生发在已经民主化的纸币时代就情有可原了。其次，齐美尔也没有厘清人与人造之物关系的第一点。即货币从初创之始，就含有两个不同的面向，因而反映了不同的人类冲动。齐美尔所言的只局限于实体货币反映的人类冲动。当然了，由于虚拟货币长期不占据历史的主流，齐美尔的这一错误还是可以理解的。虚拟货币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是二战后随着信用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开始出现。即便是当代也依然是一个虚拟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时代。对于二战之前，虚拟货币加诸人心的力量主要是对于那些大量持有虚拟货币，操纵虚拟货币经济的人群才显见。对于那些人群而言，挣钱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艺术。这种遵循一般价值符号逻辑的思维具有将一切抽象化、数据化的倾向。世界在这些人眼中就是流动不羁，有待人去把握的连绵体。某种程度上说，实用主义态度和此种观念是很亲缘的。而本文“两个世界”的称谓，就其最初的意图就是为了描绘，这种虚拟货币经济处于上层，而实体货币经济处于下层的状态，并且由于这种经济格局造成社会两种分立的意识形态以及操持这两种分立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流派、哲学思潮。不过由于单一向度的切入有其局限性，而纷至沓来的偶然历史事件也使得本来就暧昧不明的历史序列更加模糊难辨，因此本文放弃了最初这种希望简单地将一切二分说明的办法。回过头来，二战后，由于信用制度建立，虚拟货币经济终于打通了消费环节，全阶层都纳入了虚拟货币经济体系当中。但是往来有先后，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其在日常生活中依然需要频繁使用纸币，而信用卡所代表的电子货币也依然不能完全和纸币脱钩。所以虚拟货币的逻辑并没有那么全面地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态度和心理模式。由信息技术和新传媒技术奠定的消费时代，只不过是完全地虚拟货币经济时代的前兆。关于消费时代的人们心理，后现代主义者也论述颇多。这里只通过虚拟货币的逻辑简单加以推导。虚拟货币的实质是一般价值符号，因此物的属性是消饵掉的。消费时代人们的消费心理同样如此，消费意愿依靠的不是物本身，而是品牌、媒体广告等符号刺激。商品不再因为效用而受关注，人们关注商品只是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的符号价值。同样，随着金融市场如证券市场日益平民化，人们对于靠辛苦劳作获得的收益不再感兴趣。劳动的目的究其实质是一种预演的交换，而虚拟货币经济并不依赖交换而增值。当劳动产生物品以交换所需不再成为生存的必须，在因为参与了无等级限度的虚拟货币经济而与世界更广泛、深入联系的同时，人们会发现由于缺少直接的面对面交换的机会，基本的沟通都成为了很大的障碍。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打破的同时，主体也随着货币的虚拟化而虚拟化，人与人之间抹不去的陌生感犹然而生。同样，尽管虚拟货币经济建立是以全体虚拟货币持有人信任全体货币持有人的信用制度为基础，但信用对象的无限扩大，也使得人们无法再依凭感情或者血统等传统信任机制去信任他人，而转而成为一种为了信任而信任的不安定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消费社会的高风险性吧。

另外，虚拟货币经济的压倒性优势也会造成新的一系列涉及全部社会层面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同样会影响到，与货币本身逻辑发展并不同步的人的生存逻辑，从而生成各种新的观念形态。这里简单说三条。其一是虚拟货币的一般价值符号本性造成人心的空洞化。人的生存毕竟是实体的生存，人所依赖观照自身的依据，从当下看来还是倚赖实体。而一般价值符号是无需要实体的承载的，当一切的交换行为都依凭这种数据化的模式，人的空洞化的生存状态是难以避免的。这种趋势不仅单单表征在经济生活中，虚拟货币的逻辑已经借由web2.0技术感染到了全部社会层面。这种空洞化会造成的社会骚动越发凸显，使得二十世纪赛博朋克[2]科幻作品对虚拟世界的寓言也逐渐变成了更像是一种预言。其二是虚拟货币的无限增值欲望所带来的高风险。这在前面一段已经有所述及，不过上段基于的是虚拟货币经济与民主化倾向的亲缘性的探讨结论。其实，虚拟货币的本性也会带来人生存的高风险。不反映在消费上的虚拟财富的无限增值，使得信用基点越发膨胀，人们对于未来的经济预期也普遍呈现高涨的乐观情绪---这一点和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于未来消费预期的普遍保守姿态，呈现鲜明对比。这种乐观情绪使得人们很难接受微小的市场扰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当代股市的高风险性就缘于人们这种盲目乐观，而又亢奋不安的状态。可以想见，当未来连消费环节也完全拱手让与虚拟货币来管理，积淀在人们观念中的不安与盲目肯定会更加放大。其三则是虚拟货币经济纳入实体货币逻辑所造成的内在矛盾。当代，虚拟货币经济并非没有受实体货币经济的一点影响。就正如农业帝国时代实体货币经济也要积极利用虚拟货币经济克服自身问题一样，虚拟货币经济也在长期与实体货币经济打交道过程中习得了实体货币经济的逻辑为自身服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分工体系。虚拟货币自身是不会寻求分工的，交换不是它的本性，而只是人为了利用它的附加义务。不过，分工所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人们不断完善和发展了这一体制以用于加强人们所认为有利的趋势，平衡人们所认为不利的趋势。所以当代也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正是这种高度分工缓和了虚拟货币经济对于社会下层的吞噬，使得消费过程没有完全沦陷，从而牵制了由虚拟货币控制的生产的过剩性和无序性。而虚拟货币的逻辑加速了社会各阶层的流通，又防止了分工推演出如农业帝国时期那样的等级制。但是，这种组合不是说完全没有隐忧。人们依赖分工所造成的人群划分和政治、文化立场分化的习惯并没有因为处于不同时代而减弱，相反，因为虚拟货币抽空了等级趋势的实体意涵，反而使得人们更加无从理解分工的意义，从而单纯为了分工而分工，随波逐流，依赖既定的价值评判体系、专家系统和媒体，而不是依赖自己的理性或经验判断的局面更趋眼中---说更严重，原因正如前所述，农业帝国时期至少人们还是会借着信仰等意识形态系统“明晰”自己的社会位置，从而明确分工的意义。

最后，本文再尝试着谈谈，观念中的一个特别领域，即学科品性与货币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以与前文做个呼应。学科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难逃经济层面的影响。前面已经特别举了例子，说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货币问题上的奇怪分歧。其实说到最后很简单，经济学家自凯恩斯之后就及时地从对实体货币的关注转向了虚拟货币的关注。而虚拟货币经济是一种抽象化的理性主义经济，所以经济学的实证品性非常强。当然，不是说经济学家就不关注以纸币为代表的实体货币经济了。只不过，时至今日，实体货币经济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而物价作为实体货币经济的货币价值表征又缺乏操作性，所以历史上只有古典经济学家们真正细致研究过实体货币经济，而当代的经济学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虚拟货币经济史。另外，从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到当代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其实也反映了虚拟货币经济越发落实在消费上，落实在个体上，消费过程越发干涉整个经济过程，普通民众也积极参与虚拟货币经济的增值过程的历史转变。至于社会学的品性则未免保守而古老。这或许一来是因为创立社会学的几位大牛们的时代，虚拟货币经济还未具体到普通个体之上，而社会学的历来品性是关注众数，即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这种基于学统的传承使得社会学相对是比较忽视分析虚拟货币经济，及其持有者人群的意志。二来社会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区别，影响一个社会政治与风气的不仅仅有经济传统还有文化和政治传统。所以，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仍然是那些现代性的课题也是理所应当的。不过，现在社会学也开始后现代转向了，这是个很明显的信号，借用解构的力量，人文社科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议题，以不带理论成见的眼光去看待真实世界，这是一个学科成熟自信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七章，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

[2] 凯恩斯（英），《货币论》---上卷“货币的纯理论”第一篇第一章，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6

[3] 同上

[4]马克斯·韦伯（德），《经济通史》第三篇“资本主义时期前的商业和交换”，上海三联书店，2006-11-1

[5] 凯恩斯（英），《货币论》---上卷“货币的纯理论”第一篇第一章，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6

[6] 凯恩斯（英），《货币论》---上卷“货币的纯理论”第三篇第十四章，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6

[7] 同上

[8] 戚自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般理论研究综述”，《经济经纬》，2004年第6期

[9] 约翰·希克斯（美），《经济史理论》“货币”一章，商务印书馆，1987-7-1

[10] 大久保隆（日），于放译，“从日本货币史来看金银开采及其对货币的影响”，《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

[11] 约翰·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第4章，商务印书馆，2002-9

[12] 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1-1

[13] 同上

[14] 戚自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般理论研究综述”，《经济经纬》，2004年第6期

[15] 李琼 王志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渠道抑或信贷渠道”，《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年11月第6期

[16] 齐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7-1

[17] 齐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7-1

[18]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

感谢上帝

让我这么快就醍醐灌顶

原来答案是这么简单的

无关性别，也无关长相

我喜欢的是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人

仅此而已

所以

GAY的身份

可休矣